7月24日，一艘外籍貨輪停靠山東海港，準備接受菲尼克斯船級社亞洲區總部提供的船舶檢驗審核服務。作為船舶的“安全認證官”“規范制定者”和“信用背書人”，船級社被視為高端航運服務業鏈條的關鍵一環，卻一直是我國航運產業發展的短板。

6年前，一艘希臘船東所有的貨輪卷入一場跨國海運索賠糾紛。劍拔弩張之際，青島海事法院運用具有中國特色的調解這一“東方經驗”化干戈為玉帛，在希臘航運圈迅速傳開。1年前，入級總噸規模位列全球前十的菲尼克斯船級社從希臘遠道而來，將其亞洲區總部設立在青島。

面對眾多拋來橄欖枝的亞洲城市，菲尼克斯船級社選擇了以中國法治方案讓多方實現共贏的青島，成為一段佳話。

“來者不善”，中國涉外法治直面挑戰

故事還要從一船大豆說起。

2020年，一艘載著68000多噸大豆的貨輪，歷時43天，從巴西抵達日照港。卸貨期間，收貨方發現貨物熱損霉變。承保該訂單的中國保險公司賠付買家后，取得代位求償權，起訴外國船公司，索賠725萬元。該船公司部分貨輪加入的正是菲尼克斯船級社。

汪永利，廣東敬海（青島）律師事務所合伙人，是這起跨境糾紛案被告在中國的代理律師。從業16年以來，這是他代理的“對抗最激烈”的國際海運索賠糾紛案。

原告保險公司剛一起訴，被告船公司就“炮火全開”：一邊委托汪永利在中國提出管轄權異議，一邊請英國律師向英國高等法院申請禁訴令，形成了復雜棘手的中外平行訴訟局面。

憑借工業革命先發優勢，英國曾一度掌握海運話語權，后轉型為全球海事服務樞紐，全球約80%的國際海事仲裁選擇倫敦為仲裁地。簽發禁訴令——禁止案件當事人在本國之外提起訴訟或仲裁，成為英國等國家捍衛其國際仲裁中心地位的重要手段。

“實際上，被告是在挑戰中國的涉外法治。”接手案件時，案件主審法官、時任青島海事法院審判監督庭庭長王愛玲感受到“來者不善”。

這種感受其來有自。她發現，近些年隨著各國經濟主體之間的利益摩擦不斷加劇，國際民商事訴訟管轄權爭奪戰愈演愈烈。但案件管轄權是國家司法主權的核心組成部分。合議庭認為，雖然涉案租約中有仲裁條款，但原告不是涉案運輸合同的當事人，也沒有明確表示接受租約中的仲裁條款，仲裁條款對原告沒有約束力。

換句話說，中國對本案享有管轄權，任何外國法院都不得剝奪、侵犯中國法院對該案的管轄權。管轄權異議被駁回后，船公司不服并提起上訴，山東高院二審依法維持原裁定。

面對被告強硬的態度，青島海事法院也可以以反禁訴令強硬反制，但合議庭考慮得更深遠：國際民商事司法合作越來越密切，“以牙還牙”不是良策，反而極易激化矛盾。

王愛玲說，受不同歷史文化以及價值觀念等因素影響，中西方法治體系的差異客觀存在。跨越不同法治體系和文化隔閡，成為本案推進的關鍵。“公正專業高效的司法裁判，才是最通用的國際語言。”

合議庭沒有發出反禁訴令，而是立足中國法治方案，盡最大可能高效、和諧、實質性化解這起涉外商事海事糾紛。

“和合”文化，推動雙方握手言和

查閱國內所有大豆熱損案件資料，形成20萬余字研究材料匯編；花3個月時間，將所有案例中的大豆檢驗報告全部過一遍；幾大本的卷宗逾千頁，足有十幾斤重……采訪時，這組數據給記者留下深刻印象。

相比國內訴訟，跨境訴訟語言溝通難、證據認證難、適用法律存在爭議，找準貨損原因、厘清雙方責任、說服雙方接受調解方案并非易事。

案件進入審理階段，雙方提供了大量證據。為抽絲剝繭、廓清迷霧，王愛玲開始“研究”大豆。

被告船公司認為其運輸過程中做到了合理通風，貨物熱損主要原因是大豆本身有缺陷以及遲延通關卸貨，原告保險公司卻不這么認為。

為弄清這些專業問題，王愛玲閱讀大量論文、大豆檢驗報告和裁判規則等，請教了專家、船東、海損檢驗師，對運輸過程中的每一個環節都做了復盤推演。

比如，經仔細查證，她注意到巴西大豆含水量平均值比美國大豆要高，案件中的大豆含水量確實偏高，但并沒有達到13%這一易造成熱損的臨界值。船到碼頭后，買方卸貨不及時也需承擔部分責任。細致的調查取證令各方信服。

專業精神體現在每一個細節中。以往一些案件中，法官會要求專家證人具有中國專業技術職稱、行業執業資格等，這令部分外國當事人產生“中國司法存在制度性偏向”的誤解。

在庭審過程中，青島海事法院給外國專家證人出庭陳述意見的機會，并認真傾聽。船公司也由此感受到中國司法環境的專業與開放，對中國法治的信任值不斷增加。

牛津大學大豆專家尼古拉斯，是船公司聘請的專家證人。受條件限制，他通過網絡遠程參與庭審。“事后，他告訴我，中國法官用心研究大豆了，庭審中問題問得很專業、很關鍵，即使（他的）觀點沒有被完全采納。”汪永利說，庭審過程打破了船公司對中國法院只重判決的印象，法官的專業能力贏得他們的尊重。

原告索賠725萬元，被告只愿賠150萬元，近600萬元的懸殊落差該如何裁量？四輪庭審后，合議庭沒有急著判決，而是運用根植于中華“和合”傳統文化中的調解智慧，逐項溝通、逐步縮小分歧，推動雙方握手言和。

定分止爭、以理服人。最終，被告同意賠償原告貨物損失人民幣438萬元，并主動履行了付款義務。撤回禁訴令時，船公司由衷表示：“中國海事法院值得信賴！”

據了解，這是我國首個在民事調解書中一攬子解決英國禁訴令的案件。

但對青島海事法院來說，使用調解這一“東方經驗”化解涉外糾紛，并不是首次。早在2018年，青島海事法院就通過調解，妥善處理一外籍貨輪扣押案，挽回約3億元的損失。為此，船東特意將船舶更名為“尊重”（RESPECT），只為向中國法治致敬。

去年，國際勞工組織行政法庭正式通過了調解規則，并聘任了首位調解員。這意味著“調解”這一我國獨創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，在國際組織內部司法體系中落地生根。親身經歷了案件審理全過程，王愛玲體會到，中國涉外法治有自己的理念主張和文化底蘊，“堅定按照中國法治方案，高效專業審結案件贏得各方認可，更堅定了我們的法治自信”。

“鳳棲琴島”，合作共生取代零和博弈

運用新時代海上“楓橋經驗”，中國法治方案從源頭上消弭對立情緒，平衡各方利益與風險，不僅解決法律爭議，更解開當事人心中的疙瘩。

談起這段往事，汪永利已是云淡風輕。但他坦言，成為被告后，船公司其實做好了花費2—4年時間去倫敦仲裁的準備，也做好了承擔高額律師費、船期損失的準備，最壞的結果是失去與中國商業合作的機會。

在青島達成和解，原告和被告一致認為：這是一種成本最低、最體面的市場化、法治化解決方式。

中國式調解追求“案結事了人和”，為后續合作實現共贏打下基礎。回訪案件時，王愛玲不經意間得知希臘菲尼克斯船級社有意向在亞洲布局。

船級社，是全球航運業得以運轉的基石。無論是價值億萬的船舶本身，還是航運金融、保險、仲裁等高端服務，都離不開船級社對船舶安全性與可靠性所提供的權威背書。

青島海事法院立即將信息報給青島市招商引資平臺，平臺很快就向菲尼克斯船級社發出誠摯邀約。對此前糾紛早有耳聞的船級社合伙人達莫波洛斯·揚尼斯欣然前來。實地考察青島自貿片區、船舶重工企業、中央法務區后，他堅定了建議亞洲區總部選址青島的意向。

最后，經過慎重考慮評估，菲尼克斯船級社將亞洲區總部落戶青島。

去年2月18日，菲尼克斯船級社（青島）有限公司在青島自貿片區成立。這是該機構首次在亞洲進行戰略布局，計劃3年內在中國市場新增入級船舶300艘。

有了這樣的合作基礎，越來越多的外國船東、船公司將目光投向青島，前來考察交流的熱度持續升溫。

菲尼克斯，希臘語中的“不死鳥”，恰如中國鳳凰。了解了這一案例背后的故事，中國政法大學法律學院兼海南自由貿易港法治研究院院長、教授許身健認為，傳承“東方經驗”的中國涉外法治建設，助力營造出市場化、法治化、國際化營商環境，這是“鳳棲琴島”的最重要考量。仲裁給出的是“誰對誰錯”的答案，調解追求的是“繼續同行”的共贏。面對復雜糾紛，越來越多的外國企業選擇中國法治方案，是因為他們更希望與伙伴攜手走得更遠。

從爭輸贏到求共贏，由一船大豆引發的故事正在續寫。

（大眾新聞記者 劉一穎 于新悅 趙洪杰 劉江波）